台灣壓力指數高居全球第2
台灣受訪者高達96%表示正處於壓力之下,較2018年上升2%,全球排名第2。
造成壓力5大原因依序為:個人財務(18%)、健康(17%)、工作(13%)、家庭財務(13%)、缺乏就業保障(13%)。

現代婦女基金會》家暴是社會結構問題
家暴議題恐埋下社會未爆彈 沒有人可以是局外人

「曾有一位受暴婦女,在先生收到保護令後,暫時搬到我們這裡來,因為社區有共餐服務,邀請來過一次就發現她搬走了,像這樣害怕被認出來的狀況,需要公部門與社福機構的專業社工,一起建立反應更快的社會安全網,否則家暴案件很難介入。」

經常跟台北市家暴防治中心和警察局召開處遇協調會,協助高風險家暴受害者的台北市文山區明興里里長鄢健民,一想起經手過的案例,語重心長說著:「家暴案件很隱晦,又牽涉個人隱私,主動通報比例真的很低,看到的數據只是冰山一角。」

現代婦女基金會期待不只是做好備援角色,更要讓社區預防工作走在前頭,阻止更多憾事發生。(圖片提供/現代婦女基金會)

對照於台灣是亞洲第一個實行《家庭暴力防治法》的國家,保護被害人權益、杜絕家庭暴力與提升性平意識皆發揮預期成效,但這面安全網的縫隙似乎需要再小一些。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教授王珮玲便指出:「台灣在亞洲各國之中是領先的,我們有 『一一三』家暴專線,各縣市有家防中心跟婦幼警察隊,各地方法院有家事法庭核發保護令,國中小學也推動目睹家暴兒童少年通報系統,在政府與民間合作之下進步許多。」不過歐盟已要求會員國制定國家行動計畫,紐西蘭更率全球之先,立法要求企業善盡防止家暴的社會責任,台灣想徹底轉變,有賴大家攜手完成一場文化覺醒。

深入社區,照亮防治工作最後一哩路

催生《家庭暴力防治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及《性騷擾防治法》三法,從事性別暴力防治工作長達三十三年的現代婦女基金會,一直扮演關鍵的民間角色,范國勇執行長強調:「我們跟政府單位最大不同,是一直在做嘗試性方案。」特別是越投入越發現,想趨近理想中的平等狀態,預防環節仍顯不足,為了照亮最後一哩路,決定再跨一步,推行「受暴婦女及家庭社區支持發展方案」。

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二〇一九年家暴通報人數約一〇萬人,但二〇一四年委託國立師範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教授潘淑滿做的報告顯示,台灣十八歲以上婦女遭受親密關係暴力的一年盛行率約一〇%。王珮玲教授點出警訊:「這樣等於一年約有九〇萬名婦女可能遭受暴力,但實際通報人數沒那麼多,相差十倍以上,說明黑數存在。」

所以現代婦女基金會公益行銷部主任吳姿瑩直言:「家暴不該是個別家庭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結構問題。」唯有防治工作更深入社區,成為公共議題被廣泛討論,受害者願意現身或接受救援,才不會一直活在私領域的陰影裡。

種種數字背後盡是心痛與無奈,這也是現代婦女基金會亟欲建立社區支持網絡,緩解社會潛在危機與壓力源的主因,范國勇執行長表示:「許多團體關心家暴議題,但能力都有限,需要橫向串聯,把政府力量、社區居民、社福機構、NGO團體等資源加以盤點整合。」於是推行方案從社區層面著手,除了增進大眾認識家暴議題的深度,也要在合作社區蹲點,發展符合受害者需求的服務,再與在地社群加強互動,把安全網編密織牢。

如同現代婦女基金會家庭支持組社工督導曾淑玲所言,以往受害者或鄰居擔心隱私、安全與被貼標籤,家暴防治服務進入社區後容易斷鏈,「但改與兒少關懷據點合作,當發現孩子是從衝突家庭出來,可以給予即時協助,而不會直接去談家暴,有助於淡化不安與擔憂。」

另一方面,現代婦女基金會研究發展部主任王秋嵐也觀察到:「許多受暴婦女一旦離開家庭,沒錢又要照顧小孩,所以在沒有做好準備之前,要她選擇離開是殘忍的。」因此基金會在花蓮推行經濟賦權服務,目的是協助提高財務管理能力,接下來還將與在地觀光協會、民宿業者、托育中心等單位連結,媒合受暴婦女進入職場,並提供孩子托育與職前心理諮詢,確保就業與收入穩定。

「這條路真的不容易,但不走,大家會更沮喪。」范國勇執行長希望在《傳善獎》三年經費挹注與支持之下,預防工作真正扎根社區,成為受暴婦女的「後頭厝」,「有什麼需要幫忙,都可以找到我們,像回娘家一樣。」

癌症希望基金會》癌症照護正面臨瓶頸
負面情緒越壓抑越崩潰 罹癌後更該關注生命本質

「二年前在法國念書時,被確診乳癌第三期,因為決定回台灣治療,忙著處理學業與工作收尾,心境起伏非常大,但回到台灣之後,突然什麼事都不用做,時間變得很多,瘋狂上網找資料,結果心情越看越差。」四〇歲的旅法藝術家陳怡君,彷彿全台灣七十五萬癌友的縮影,原本按部就班的人生硬生生亂了節奏,不是慌張失措,就是焦慮憂鬱。

在世界衛生組織(WHO)定義裡,癌症早已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病,存活率與存活時間均明顯提升,加上今年六月衛生福利部公布的《二〇一七年癌症登記報告》,全台灣新發癌症人數為一一萬一六八四人,較二〇一六年增加五八五二人,隨著人口老化以及生活型態改變,預期癌症發生人數恐呈上升態勢。

每每走進癌症希望基金會服務站,總能讓陳怡君緩解心理壓力,甚至重拾畫筆思考著重回職場的規劃。

當越來越多病患進入資源有限的醫療院所診斷與治療,不可能面面俱到滿足每個人的需求,站在醫療第一線的高雄長庚醫院耳鼻喉部醫師羅盛典便指出:「以高雄長庚醫院癌症中心為例,近年來全癌別護病比維持在八.二至八.五比一,並且癌症中心平均每天要接受二三〇位放射治療病患、一六〇位化學藥物治療病患,門診掛號人數也高達一二一三位。」醫療體系緊繃不是短期可以改善。

資源串聯成網,抗癌長路一路有人挺

醫院每天面對如此多病患,不僅醫護人員工作負荷巨大,對癌友來說,無論在醫療院所接受階段性治療,或者回到家獨自面對生活與未來,都是身心俱疲又壓力爆表的歷程,如果就近在社區設有據點,提供醫療諮詢、身心輔導、情緒關懷與社會支持,宛若漫漫抗癌長路上有人相挺著,也就不會太過於孤單寂寞。

曾任十年腫瘤專科護理師的癌症希望基金會執行長蘇連瓔,十分了解癌友伴隨治療,會產生的沮喪、焦慮、茫然或憤怒等負面情緒,「並且對照三〇年前,癌症治療都在醫院裡面完成,如今醫療技術進步,門診看完醫生拿藥就回家了,等於八〇%治療場域是在家裡。」因此主張照護思維有待扭轉,照護體系也應超前部署。

這也是深耕癌症照護近二〇年的癌症希望基金會,決定在《傳善獎》支持下,提出「希望繁星網,照亮全癌友」三年計畫的原因,希望參考美國與香港經驗,將台灣分成北中南,盤點各區內的醫療院所、社福機構、病友組織、長照據點,再加以串聯組成癌症照護聯盟,看哪些資源是診斷期可用、治療期可用或追蹤期可用,只要病人進入網絡任一端點,可獲得周全照護。

蘇連瓔執行長舉例說明:「乳癌病友完成手術出院,通常兩個禮拜後回診,在十四天裡,副作用如何舒緩、管子如何引流、身體如何復健都得靠自己。」假如社區型服務小站,有護理師或志工教導如何運動、如何避免感染、如何恢復營養,以及給予正確治療觀念,既可減少癌友跟家屬的無助感,又能避免誤信坊間偏方,分擔醫護人員的工作壓力。

另外,統計數據顯示,台灣罹癌人數八二%為五〇歲以上,相較於法定退休年齡六十五歲,蘇連瓔執行長表示:「五〇歲族群在職場依舊活躍,不過步入癌症發生高峰期,一旦確診,影響不只自己,可能小孩還在讀書,又有爸媽要照顧。」

所以這套計畫除了提供假髮租借重拾自信笑臉、提供心理諮商緩解壓力,也會前進企業說服採取職場配套措施,甚至協助癌友把生病期間累積的知能,轉化成下一個職場的技能,避免發生「經濟休克」,不管對家庭或社會都深具意義。

就像陳怡君提起在治療階段,身體容易不適又沒自信,除了固定回診,幾乎繭居在家,還好認識了癌症希望基金會成立的希望小站,「我先來理髮跟借假髮,發現志工很懂我的需求,心情不自覺放鬆許多,後來報名瑜伽課,雖然每禮拜只上一次,卻是走出家門的最大動力。」即使今年她又確診罹患鼻炎癌第一期,但療程結束後,在志工與癌友陪伴下,不僅報名烏克麗麗課程,也做好復歸職場的打算。

「隨著癌症存活率越來越高,存活者更需要有人關注。」羅盛典醫師指出癌友治療完畢,終究會再回到社會,蘇連瓔執行長對此也認同呼應:「治療階段結束,不是告訴癌友沒事就真的沒事,要有好的方法陪伴度過這一段路,相信這跟降低憂慮症與自殺率是正相關的。」

所以醫療技術提升之際,癌症希望基金會持續重視癌友的生命品質,當一個將目標擺在活得久,一個將重心擺在活得好,兩個加總在一起,就能接住癌友,讓他們有機會喘口氣,找回長期抗戰的希望。

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視障職業框架待破除
失明痛苦是生理也是心理 克服障礙翻轉職場劣勢

「在這裡挺開心的,因為二〇一六年畢業後,度過一段空窗期,得靠家裡支應,內心有種隱憂感,特別是別人問起以後要做什麼,心裡都會揪一下,因為人活在世上,總要找到自己的出路。」

說話認真有點嚴謹的劉子瑜,是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成立的EyeMusic樂團團長兼鋼琴手,因為雙眼失明,父母從小栽培他學習音樂,一路讀到輔仁大學音樂研究所,只是畢業之後,現實的職涯發展無法迴避,受限的就業框架難以打破,弱勢的社會地位不易扭轉,承受比一般人更大的壓力。

受過高等教育與專業訓練的劉子瑜如此,遑論大多數視障者從啟明學校畢業,迫於經濟現實必須及早投入職場,只好從事刻板印象中的職業類別,以致對未來失去方向,陷入自怨自艾的負向循環。

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理事長陳旋旋指出:「視障者從事按摩工作確實較多,我們輔導過的孩子,大概四〇%做這類工作,但還算少的,其他機構比例應該更高,我們希望能夠降下來,所以想透過『多元感官藝術發展計畫』開發多元職種,協助他們能夠生存、能夠長久以及能夠有尊嚴。」

其實從以前到現今,在台灣的視障者一直在就業求職,遭遇比明眼人更大的困境,依據勞動部二〇一九年統計數據,視障人口中包含尚未尋找工作仍在領取政府補助,或者健康因素暫時無法工作的非勞動力者占比超過八成,就業率也僅一七.九%,並且從事的行業依舊以按摩業為大宗,顯示隨著時代進步、公益力量抬升,以及有越來越完善的法律維護視障者工作權益,但需要更多的資源挹注作為後盾,一起打破觀念偏差或資訊落差等障礙,建構更多元的職涯發展出路,才能讓不同專業領域都能看見發揮天賦的優秀視障者。

加入EyeMusic樂團的劉子瑜,對於可以靠自己能力賺到薪水,感到很踏實。

開拓多元職種,更有尊嚴地活出自己

雖然看不見,聽力與記憶力,卻是視障者最大優勢。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開發多元就業選擇,第一個投入的專業領域就是音樂,特地租借台北社企大樓成立「視障音樂發展中心」,規劃錄音室與練團室,打造無障礙音樂聚落,幫助像劉子瑜這樣有天賦的視障者持續精進技能,再經由組成EyeMusic樂團,尋求不同表演機會。

視障音樂發展中心提供給有意朝音樂產業發展的視障者,一個職業探索的機會,並舉辦各項培訓課程,將有天份潛能的視障者聚集在一起,深化經驗與優勢,陳旋旋理事長強調:「當周圍都是優秀樂手或懂音樂的人,除了學習有動力,進步更快,還能增強自信心。」

參與EyeMusic樂團快二年的劉子瑜便提到:「我們有上詞曲創作課,我也寫出自己的曲子,很有成就感,讓我有進入職場的感覺。」加上音樂發展中心積極經營演藝經紀,「除了錄音、直播,還有現場表演,能被更多人看見,雖然目前收入沒辦法應付我的全部開銷,至少比較有經濟能力,心裡穩定踏實些。」

難怪陳旋旋理事長近身觀察:「子瑜現在幾乎每天來報到練琴,另一位團員陸羿丞也是,由於早產兒伴隨腦性麻痺導致雙眼失明,父母請來外籍老師教他手風琴,學了十幾年,如今不但考取街頭藝人證照,後來加入EyeMusic樂團,每天起床就想來上班,不是因為我們有付薪水,而是在這裡,他們越來越認同自己。」

尤其令人欣慰的是,這份認同屬於雙向性質。包括今年拜疫情所賜,大家暫時無法出國,發展中心得以邀請馬毓芬、陳美威、馬世芳等頂尖音樂人授課,當他們見識到視障者的絕對音感與創作能量,無不給予高度肯定與讚賞。

至於邀請劉子瑜與另一位EyeMusic團員江尉綺,共同創作《盲劍客-見∕不見之間》戲劇的鄰人製作人陳玉青也表示:「剛開始很好奇盲人在視覺受損狀況下,聽覺扮演什麼角色,想不到他們能聽出什麼聲音有什麼質感,讓我們了解以前的聆聽其實很片面,帶來極大震撼。」

因此這齣劇的導演李憶銖如獲至寶地說:「我們在創作過程中,互相學習收穫良多,進而衍生出精彩表演語彙,例如子瑜對聲音的敏感度,已經不受語言限制,會獨特的reverse talk技能,於是後來運用在劇裡,成為觀看過程有趣的體驗。」

確實只要願意建立管道給予機會,視障者可以表現跟明眼人一樣好,無論是歌手蕭煌奇、鋼琴家黃裕翔,或者台灣首位盲人馬拉松選手張文彥、台灣首位盲人律師李秉宏、教授程式設計的視障老師高生旺等,他們都以自身成就,修正社會大眾看待視障就業的刻板印象。

所以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期望「多元感官藝術發展計畫」搭建更多平台,盡可能讓視障者參與不同專業的不同環節,增加非典型就業機會。

畢竟唯有給予個別化支持,才有更多視障者,像陳旋旋理事長印象深刻、協會曾經合作過心理支持團體課程的朱芯儀一樣,「雖然腦瘤導致眼盲以及單耳失聰,卻攻讀心理學系研究所,還通過台灣、大陸兩地諮商心理師執照考試,執業以來經常預約額滿,成功將看不見的身體弱勢,變成大家願意向她傾訴的職場優勢。」終能貢獻一技之長,迎向工作與收入穩定的安心生活。

第六屆傳善獎得獎機構

  • 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
  • 為台灣而教教育基金會(Teach For Taiwan)
  • 現代婦女基金會
  • 台灣玩具圖書館協會
  • 普仁青年關懷基金會
  • 癌症希望基金會
  • 得勝者教育協會
  • 台東縣教育發展協會(孩子的書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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