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瑞典文學院常務秘書馬茨·馬爾姆（Mats Malm）宣布，將2018年、2019年諾貝爾文學獎分別授予波蘭作家奧爾嘉.朵卡萩（Olga Tokarczuk），奧地利作家彼得．漢德克（Peter Handke）。
村上春樹又一次無緣諾貝爾文學獎，近十年來他一直被認為是奪獎熱門人選，今年又一次位列提名榜單中的第五位，次於第四位的中國作家殘雪。
有關村上春樹能否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話題，一直以來都只是大眾對他的一種輿論消費。 「陪跑王」的稱號早已扣在了他頭上，讓他成為這些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活招牌」，被無數文藝青年和媒體津津樂道。但他本人從未真正關心過自己能否獲獎。
2017年，村上春樹首部自傳性作品《我的職業是小說家》在國內出版，這部歷時6年寫成的作品，主要講述了他關於寫作和生活的故事，還談到了他對「文學獎」的態度。
談到「芥川獎」時，他說「至於芥川獎是否『有魔力』，我就不太清楚了，是否『有權威』，我也一無所知。而且從來就沒有意識到這類事情。迄今為止有誰得過這個獎，又有誰沒得到這個獎，我也毫不知情。從前就沒什麼興趣，現在也差不多一樣（或者說越來越）興味索然。 」
（編按：芥川獎，正式名稱為芥川龍之介獎，乃是紀念日本大正時代的文豪芥川龍之介所設立的文學獎）
而這似乎也是他對諾貝爾文學獎的態度，「但凡名字叫獎的，從奧斯卡金像獎到諾貝爾文學獎，除了評價基準被限定為數值的特殊獎項，價值的客觀佐證根本就不存在。若想吹毛求疵，要多少瑕疵都能找得出來；若想珍重對待，怎樣視若瑰寶都不為過。」
縱觀他的多數作品，他的寫作是從生活中來，又回到生活中去，與文壇無關，與任何獎項無關。無論是在成為作家前，還是在成為作家後，他都沒把自己當成文學家、知識分子，僅僅認為自己是一位小說家，遠離文化圈。
「我之所以居於距離文壇較遠之地，原因之一是一開始就沒打算「要當作家」。我作為一個普通人過著極其普通的生活，有一天陡然起意寫了部小說，而那部小說一下子就摘取了新人獎……」他在書中說。
這話雖然氣人，但也的確是實話。正是因為29歲那年，此前基本沒有寫作經驗的村上春樹，憑藉《聽風的歌》這部處女作獲得了日本群像新人獎，同時也讓他獲得了成為小說家的入場券。
有讀者，才有意義
1987年，村上春樹的第五部長篇小說《挪威的森林》出版，截止2010年，這部小說在日本就已賣了上千萬本，中國大陸簡體字版也賣了逾800萬本，還被譯成33種語言在36個國家出版發行，「村上現象」風靡全球。
村上春樹被稱作第一個純正的「二戰後時期作家」，並被譽為日本80年代的文學旗手。但這依然是文學評論界強行給他貼上的標籤，對他自身而言，僅僅是抓住了一個機遇。
「我被某種特別的力量賦予了寫小說的機遇，而我也算是抓住了這個機遇，又得到幸運之神的眷顧，於是成了小說家。說到底，就結果而言，我是被別人（不知是何許人）賦予了這樣的『資格』。」
是誰賦予了他這樣的資格？如果他不承認是自己的某種寫作天賦給他帶來了成功的結果，那麼言外之意是想把原因歸結為時代本身，所謂時代，具象而言便是那個時代的讀者。
一個成功的作家，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個時代，也代表著那些在他文字中找到共鳴的讀者們。作家和讀者形成強關聯，並在時代洪流中掀起一股巨浪，無疑是種萬分之一的概率性事件。即便如此，這種概率性事件也是有跡可循的。
少年時代的村上春樹，愛讀書不愛學習，常因不用功而挨老師的打，「不想學的、沒興趣的東西，再怎麼樣都不學」。高中時期的他整日和女生鬼混，抽菸、逃課，偶爾在校刊上發表文章，翻譯自己喜歡的美國驚悚小說，還瘋狂地迷上了爵士樂，常常餓著肚子將午餐錢省下來買唱片。
考進早稻田大學後，恰逢日本60年代的「校園紛爭」，大學長期被封鎖。起初是因為學生罷課，後來則是因為校方封校。那時的他幾乎不用上課，度過了一段荒誕不經的大學生涯。（編按：日本在60年代末發生學生社會運動，大學生發起「第二次反安保鬥爭」，約有55所大學遭到封鎖，最後發展為嚴重社會問題）
這些經歷有的直接出現在他的小說中，有的則演繹成富有悲傷色調的青春故事。誰的青春都或多或少的有著以上元素，村上春樹通過剖析自我，把那些元素混進一部部小說中，並持續獲得無數讀者的喜愛。
接受採訪時，被問及與獲獎相關的話題，他總是回答說「最重要的是有好的讀者。不管是什麼樣的文學獎、勳章或者善意的書評，都比不上自掏腰包買我的書的讀者更有實質意義。」
他的大多數作品都是30歲以後寫的，因為年齡原因，他幾乎不用傷春悲秋的華麗詞藻，但依然能使得小說充滿感傷的氣質，這種感傷也正來源於作者本人的青春基調。不得不承認的一點是，村上春樹的小說模式化嚴重，40年來基本保持一個風格，同一水準。
寫作手法幾乎完全西化，青春是永遠的主題，性愛描寫必不可少，孤獨感夾雜在字裡行間，主人翁「我」始終與世界格格不入，俗氣點說——生而為人，卻又只能做個局外人。有什麼能比這些更受年輕讀者的喜愛呢！也因此，讓他注定與諾貝爾文學獎無緣。只不過，近兩年他的風格開始有所轉變。
正視歷史，比獲獎更重要
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定雖然沒有絕對的標準，但最起碼的文學性還是要具備的，此前村上春樹的絕大多數小說都很難與「文學」掛鉤，更多的是對生活瑣事的描寫，以及夾雜著的淺顯的人生感悟。
但若因此說「村上春樹就是個寫言情小說的，毫無才華可言」，這種外行話只能是讀書不多的偽文藝青年所言，且不談銷量，光憑他幾十年如一日勤奮寫作的精神，就足矣贏得所有人的尊重。
不往深刻了寫，不代表不深刻，不寫時代篇章，不代表心中沒有時代
2009年，村上春樹前往耶路撒冷領取「耶路撒冷文學獎」，並發表了一篇標題叫《永遠在蛋這一邊》的演講，他在演講中說到了那句著名言論「在一堵堅硬的高牆和一顆撞向它的蛋之間，我會永遠站在蛋這一邊。」
他解釋說「這個隱喻的涵義是什麼？有些情況下，它實在太簡單明白了。轟炸機、坦克、火箭和白磷彈是那堅硬的高牆。蛋是那些被碾碎、被燒焦、被射殺的手無寸鐵的平民。 」
接著他又解釋了另一層涵義「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是一個蛋。我們每個人都是一個獨特的、無法取代的靈魂，被包裹在一個脆弱的殼裡。我是如此，你們每一個人也是。而我們每個人，多多少少都面對著一堵堅硬的高牆。」
憑藉這一番言論，瑞典方面開始正式關注這位日本暢銷書作家，也正是從這年之後，村上春樹正式成為博彩公司諾貝爾獎賠率榜上的常客，並一直持續至今。
如果說此前村上春樹的小說更多的是自我剖析，那麼近兩年他已將筆觸轉向剖析父輩。去年初，村上春樹的新作《刺殺騎士團長》在國內發售，小說中出現了明顯的隱喻，反思了日本侵華歷史，並承認南京大屠殺事件。
今年，他發表了一篇名為《棄貓，提起父親時我要講述的往事》的新作，在這篇隨筆文章裡，他第一次對外公佈了其父親曾是「侵華日軍」，殺害中國俘虜的殘忍往事。文章一經發表，便震驚整個日本社會。實際上，早在耶路撒冷發表演講時，他就提到了父親到中國的打仗的事。
「他是位退休教師，兼佛教僧人。讀研究院時，他應徵入伍，被派去中國打仗。我是戰後出生的孩子，經常看見他每日早餐前，在家裡的佛壇前長時間虔誠地祈禱。有一次，我問他為什麼這樣做，他告訴我他是在為那些在戰爭中死去的人們祈禱，為所有死去的人祈禱，無論敵友。」
直到十年之後的今天，他才敢於面對公眾，真正擔當起作家的責任，以作品的形式道出父親的侵華的不堪罪行。從他這兩年的作品中可以看出，無論是不是故意為之，客觀上都為他走向瑞典領獎台贏得了更大的機率。
「我寫小說只有一個理由，那就是使個人靈魂的尊嚴顯現，並用光芒照耀它。故事的用意是敲響警鐘，使一道光線對準體制，以防止它使我們的靈魂陷於它的網絡而貶低靈魂。」他在耶路撒冷時說。
而正視歷史，正是為人類文明的進程敲響警鐘，是一個作家的良心體現。無論他能不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都已贏得了中國人尊重，贏得了全人類的尊重。
有什麼文學獎比這更重要呢！
本文由「 鈦媒體」授權轉載，原文：村上春树：一个与诺贝尔文学奖无关的作家
責任編輯：林群
核稿編輯：黃雅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