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股東信全文：
今天的捐款使我持有的波克夏海瑟威A類股份減少至20萬6363股，自2006年我做出捐款承諾以來，我的持股減少了56.6%。在2004年，我的第一任妻子蘇珊（Susan Thompson Buffett）過世之前，我們2人共同持有50萬8998股A類股份。多年來，我們都認為她會比我活得更久，隨後分配我們的大部分財富，但事實並非如此。
蘇珊去世時，她的遺產大約為30億美元，其中約96%捐贈給了我們的基金會。此外，她還給我們的3個孩子每人留下了1000萬美元，這是我們首次給予他們的大額禮物。這些遺產反映了我們的一種信念：極度富有的父母，應該給孩子留下足夠的財富，讓他們可以有所作為，但不應該多到讓他們無所事事。
長期以來，蘇珊和我一直鼓勵孩子們參與小型慈善活動，並對他們的熱情、努力和成果感到滿意。然而，在蘇珊去世時，我的孩子們還沒有準備好管理波克夏海瑟威股份帶來的巨額財富。不過，自從我在2006年做出生前捐贈承諾、隨後擴大這一承諾以來，他們的慈善活動獲得了顯著的提升。
如今，孩子們已經遠遠超越了我們的期望。在我去世後，他們將完全負責逐步分配我所有的波克夏海瑟威股票。這些股票目前占我總財富的99.5%。
分配財富給子女，資產的使用絕不會辜負股東信任
時間之神終究會取勝。但它是善變的——有時甚至不公平、殘酷，可能在生命開始或不久之後結束生命，有時卻會等待近1個世紀才來造訪。到目前為止，我一直非常幸運，但過不了多久，它也會找到我。
不過，躲避它的光顧也有一個缺點。從2006年我做出承諾以來，我孩子們的預期存活年數已明顯縮短，他們現在已分別是71歲、69歲和66歲。
我從未希望建立財富世襲制，也不願制定超越我子女範圍之外的長期計劃。我非常了解並完全信任我的3個孩子，但對於後代，情況就不同了。
誰能預見未來的後代，在面對巨額財富分配時，會有怎樣的優先事項、智慧和忠誠，尤其是在可能截然不同的慈善環境下？儘管如此，我累積的大量財富，可能需要比我的孩子壽命更長的時間，才能完全分配。而由3個健在且目標明確的頭腦來做決策，顯然比由一位已故之人來做更明智。
因此，我已指定3名潛在的繼任受託人，他們與我的孩子非常熟悉，並得到我們的一致認可。他們的年齡比我的孩子稍小。不過，這些繼任者目前仍在候補名單上。我希望蘇珊（Susan Alice Buffett，巴菲特的女兒）、霍華德（Howie Buffett，巴菲特的長子）和彼得（Peter Buffett，巴菲特的小兒子）能夠親自分配我的所有資產。
他們每個人都尊重我的意願，即分配我持有的波克夏股份，絕不能辜負波克夏股東曾經賦予查理·蒙格（Charles Munger）和我的巨大信任。
從2006年到2024年的這段時間，我有機會觀察我每個孩子在行動中的表現，他們在這段期間學到了許多關於大規模慈善和人類行為的知識。他們每個人都已管理20～30人的團隊多年，並對影響慈善組織的獨特就業動態，都有了深入了解。
設定一致同意條款，免於請求捐款的壓力
一些富有的朋友對於我對孩子，以及潛在繼任者有極大信任很好奇。他們尤其對我要求所有基金會決策，必須通過一致投票的這項規定感到驚訝。他們問，這怎麼可能行得通？
對此我解釋道，我的孩子將永遠面臨真誠朋友和其他人的懇切請求。另一個現實是，當有人要求大額慈善捐款時，「拒絕」往往會使潛在受助者考慮不同的策略——例如尋找另一個朋友或提出一個不同的方案。
那些能分配巨額資金的人，總是被視為「機會目標」，這種不愉快的現實，便是這種地位的附帶條件。
因此，我設置了「一致同意」的條款。這項限制可以讓孩子們，對尋求捐款的人做出立即且最終的答覆：「這不可能獲得我兄弟的同意。」
這樣的回答，能讓我孩子們的生活變得更輕鬆。
當然，這項「全體一致同意」的條款並非萬靈藥——如果你有9個或10個子女或繼子女，這顯然不可行。而且，這也無法解決「如何每年明智的分配數十億美元」的艱鉅問題。
簽署遺囑前要確保孩子理解你，也理解他們要承擔的責任
我有一個適用於所有父母的建議，無論他們的財富有多少——是普通還是極為富有。當你的孩子夠成熟時，在你簽署遺囑之前，請確保每個孩子都理解你決定背後的邏輯，以及他們在你去世後將要承擔的責任。
如果他們有任何問題或建議，請認真傾聽，並採納合理的意見。你不會希望在你無法回答時，孩子們對遺囑的決定問「為什麼」。
這些年來，我的3個孩子都曾向我提出問題或意見，我也經常採納他們的建議。為自己的想法辯護並沒有什麼不對，當年我父親也是這麼對我。
我每隔幾年就會修改遺囑，通常只是做一些小改動，並儘量保持簡單。多年來，查理和我見過的很多家庭，因為遺囑的死後條款而分裂，因為受益人對遺囑困惑，甚至感到憤怒。
童年時期的嫉妒，以及真實的不公平對待，或是想像中的，往往會被放大，尤其是兒子比女兒在金錢或重要職位受更多偏愛時。
查理和我也看過一些富裕的父母在過世前，與家人充分討論了遺囑安排，反而讓家庭關係更親密。還有什麼比這更令人滿意的呢？
我很幸運變得非常富有，但我不願意財富變成世襲
當我寫下這些文字時，我依然感受到自己的幸運。這種幸運始於1930年，我以白人男性的身分出生在美國。
我的2個姊妹，當然，早在1920年通過的《美國憲法第十九修正案》中就被明確承諾將與男性享有平等的權利。畢竟，這也是我們13個殖民地在1776年所傳遞的訊息。
然而，1930年時，我出生的國家還未真正實現這些願景。在比莉·珍·金（Billie Jean King）、珊卓拉·戴·歐康納（Sandra Day O’Connor）、露絲·拜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erg）以及無數其他人的努力下，情況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改變。
身為男性身分的受益者，我很早就確信自己會變得富有。但無論是我，或是其他任何人，都無法預見美國過去幾十年來所能達到的財富規模。這種變化令人震驚——甚至超越了福特（Henry Ford）、卡內基（Andrew Carnegie）、摩根（J. P. Morgan），甚至是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的想像。數十億美元成為了新的「百萬美元」。
我出生時正值大蕭條的開始，情況看起來並不樂觀。然而，複利的真正威力往往體現在生命的最後20年。因為沒有「踩到香蕉皮」，我現在以94歲高齡活躍，擁有巨額的儲蓄——可以將這些「延遲消費的單位」傳遞給那些出生時抽到了下下籤的人。
我也很幸運，我的慈善理念得到2任妻子全心全意的支持，並被進一步拓展。無論是我的第一任妻子蘇珊，或是第二任的阿斯特麗德（Astrid Menks），都不相信財富世襲的理念。
相反的，我們一致認為平等的機會應該從出生時開始。極度炫耀式的生活方式雖然合法，但並不可取。作為一個家庭，我們擁有了我們需要或喜歡的一切，但我們從未試圖透過擁有別人渴望的東西來獲取樂趣。
讓我特別欣慰的是，許多波克夏的早期股東也形成了類似的理念。他們儲蓄、生活得很好、照顧好自己的家庭，並透過複利的力量將儲蓄轉化為大額甚至是巨額財富，回饋社會。他們的「財富支票」被廣泛的分配給不太幸運的人。
秉持著這樣的理念，我從二十多歲後期開始以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現在，我看著我的孩子們成長為優秀且有生產力的公民。他們在許多問題上的觀點與我、和彼此不同，但他們共享的核心價值，始終堅定不移。
小蘇珊、霍華德和彼得在直接幫助他人方面，花了比我更多的時間。他們享受經濟上的舒適，但並未被財富所困擾。他們從母親那裡學到了這些價值觀，而她一定會為他們感到驕傲。我也是。
＊本文獲「大叔美股筆記Uncle Investment Note」授權轉載，原文
責任編輯：倪旻勤
核稿編輯：陳瑋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