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雖然念到博士，但我必須承認，我的社會經驗是不足的。」

「更糟的是，我後來還到大學教書。我常常覺得，自己是一個大書呆，教一群小書呆。」

這大概不是大家想像中，一位前總統談教育政策時，會給出的答案。

在教育部青年發展署「青年生涯領航計畫」活動，現場坐著168位剛從高中職畢業的年輕人。

九月開始，他們不會和多數同學一樣，直接走進大學校園。有人準備進入餐廳、旅館、科技公司或農場工作；有人想接觸建築、法律、影視、設計與動物照護；也有人計畫挑戰百岳、徒步環島，或到國外擔任志工。

這項計畫的前身，是蔡英文2016年上任總統後推動的「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它鼓勵高中職應屆畢業生，不必急著升學，可以先用一段時間走進職場、參與實習、探索不同的人生，再決定下一步。

通過審查後，年輕人可以用兩年時間執行自己的探索計畫，最高獲得28.5萬元獎金；計畫也設有升學與兵役配套，讓他們有更多空間，走一條和別人不一樣的路。

商周副總編輯中傑擔任「跨世代交流引領人」，他問小英總統：

「一個一路從高中、大學、碩士念到博士的人，為什麼在當上總統後，反而想讓十八歲的孩子先不要急著升學？」

這項政策的起點，是否也來自她年輕時沒有機會好好探索自己的遺憾？

蔡英文沒有否認。

她說，自己成長在一條很標準的升學路徑上：把每一階段的功課做好，繼續往上念，符合父母的期待，也符合社會對一個好學生的想像。

但進入台大法律系後，她非常痛苦。法律，是人類長期生活經驗的累積，再被轉化成條文，用來規範社會。

可是，一個剛從高中畢業、幾乎沒有社會經驗的年輕人，怎麼理解那些從人生百態中提煉出來的規範？

她前兩年念得很辛苦，也被當了好幾科。一直到大三、大四，才慢慢理解，老師教的法律究竟與真實社會有什麼關係。

大學畢業後，許多同學準備考法官、當律師，她卻不斷問自己：

一個一路念書、還沒有充分社會歷練的人，真的有能力判斷別人的人生，或解決高度複雜的商業問題嗎？

「我們被教了很多知識，但是知識背後的社會經驗，跟對社會百態的理解，其實是不足的。」

老師可以教一個人法律條文、財務模型與管理理論，卻很難在教室裡，讓他真正學會怎麼面對衝突、怎麼理解別人的情緒，又怎麼為自己的選擇負責。這些能力只能走進世界，親自碰過，才會慢慢長出來。

中傑也問蔡英文，如果回到十八歲，她會想參加什麼樣的探索？

她說，自己大概會去參加考古團。

因為她小時候非常內向，覺得跟人往來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歷史留下來的文物，不會突然跳出來跟她爭論，也不會跟她吵架。

「人都是這樣，你最不想做的事情，最後都會去做那些事情。比如說，做總統這件事。」

全場都笑了。

十八歲時的蔡英文，想遠離人群，去挖掘不會說話的歷史；後來的她，卻走進國際貿易談判與政治，從事最需要與人溝通、協調和說服的工作。

她的人生沒有按照十八歲時的想像發展。

但那些轉彎，並沒有讓她偏離人生。反而是在一次次換場域、遇見不同的人之後，她才看見自己原來還有其他可能。

這項計畫最珍貴的地方，不只是讓年輕人晚兩年升學。

國家用一套制度，替十八歲的人生保留一段時間：他可以走進真實世界，可以探索自己，可以改變方向，也可以暫時不知道答案。

我們這一代的大人，習慣用效率判斷一個年輕人的選擇。

幾歲進大學？念的是不是熱門科系？畢業後能不能立刻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

在企業裡，我們也常用同一套標準看人：履歷是否一路向上、每一段經歷是否彼此相關，中間有沒有空白或轉彎。

我們害怕孩子繞路，也擔心員工試錯，總希望一個人愈早選定方向，愈快交出成績。

可是，太早得到的答案，不一定是自己的答案。

當一個十八歲的年輕人告訴我們，他想先不要升學，我們最先想到的，可能是：這樣會不會比別人慢兩年？

但更值得問的也許是：這兩年，他想走進什麼樣的世界？他想認識一個什麼樣的自己？

蔡英文在最後送給年輕人一句話：「#不要用別人的進度，#來衡量自己的人生。」

這句話或許更應該說給大人聽。

當我們願意不再只用自己的時間表，衡量下一代的人生，年輕人才真正擁有探索的空間。

而教育的價值，也不只是教一個人找到正確答案。它還要讓他有能力走進真實世界，做出自己的選擇，並承擔那個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