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在2018年10月的工作底稿〈Child poverty in the OECD〉,針對何種社會政策能有效減輕兒童貧困提出指引。
針對解決單親家庭貧困的社會政策,工作底稿預想了2種情況。第一種是消弭失業,也就是「提升就業率」(≒輔導就業)。
另一種情況是「消除育兒懲罰」,也就是藉由政策,解除育兒造成的不利。相較於無須育兒的女性,職場媽媽的薪資明顯下降。該研究預想的結果是,成功填補「育兒的成年人」與「無須育兒的成年人」雙方的薪資差距。
模擬1:提升就業率
首先鎖定「提升就業率」政策成功的案例,也就是模擬所有單親家庭都找到工作時,貧困率會出現何種變化,以此推測家長就業對兒童貧困率的影響。
首先引人注意的是,日本單親家庭貧困率竟然如此之高,會員國當中只有日本超過5成(54.7%),可說是單親貧困大國。
值得矚目的是下方的長條,也就是模擬後的結果。所有會員國的模擬結果都是大幅改善(嚴格來說只有冰島並未改變),各國平均改善了10.6%,所以研究結論為「改善單親家庭的就業情況,能有效大幅降低貧困率」。
但所有會員國當中,唯一不符合這個結論的就是日本。模擬日本所有單親家庭都就業,結果貧困率不減反增(54.7%→56%)。
在日本,工作不但無法改善貧窮,還更加惡化,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呢?
答案很簡單,因為日本的單親家庭已經很努力工作了。而且日本貧困的根本原因不在於不工作,而是工作了還是很窮,人人都是窮忙族。這種國家即使傾力執行輔導就業政策,也只是把所有原本就窮的人變得又忙又窮。
模擬2:消除育兒懲罰
接下來是解決單親家庭遭受的「育兒懲罰」後的模擬結果。每個國家上方的長條代表目前貧困率,下方則是消除育兒懲罰後的推測貧困率。
結果顯示,消除育兒懲罰後,日本單親家庭貧困率從54.7%下降到25.7%,下降幅度高達將近3成之多的只有日本。這張表可說是如實呈現出,育兒懲罰導致單親家庭貧窮的程度。
幾乎所有國家都顯示,消除育兒懲罰能有效改善貧困率。不過仔細觀察卻發現,在丹麥、芬蘭、挪威、英國以及愛爾蘭,消除育兒懲罰後的推測貧困率(下方長條)居然高於目前的貧困率。
理由是,這幾個屬於高社福國家,早已改善歧視育兒家庭的薪資與僱用制度,同時藉由充分的課稅與社福制度來補償。由此可知,人民的生活與貧困源自制度、政策等社會結構。
是輔導就業有效?還是消除育兒懲罰有效?
由模擬情況1和2可知,解決兒童貧困的有效政策,究竟是「協助找工作」還是「消除育兒懲罰」,依國家而異。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34個會員國中,基本上2種政策都有效。「提升就業率」特別有效的共18國(愛爾蘭與澳洲等),「消除育兒懲罰」特別有效的共16國(日本與盧森堡等)。
雙親家庭的兒童貧困率不容小覷
更進一步探究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工作底稿的研究結果,下圖為所有育兒家庭的兒童貧困率之模擬分析。
表格的①行顯示,目前的兒童貧困率日本為15.1%(這是2012年的資料,2018年已經改善到13.5%),雖然數字不至於像單親家庭貧困率占所有會員國第一位,但在34國中也是屬於中下程度(平均為11.8%)。
觀察日本的數字可發現「提升就業率」(表格的⑥行)雖然對單親家庭無效,但對育兒的雙薪家庭則發揮作用,不過成效只有1%,在所有會員國中成效最薄弱(平均減少6.4%)。
至於⑦「消除單親家庭的育兒懲罰」之模擬結果,對降低整體兒童貧困率的效果為1.8%。在這個項目,日本繼美國與智利,是改善幅度第三大的國家。
「所有育兒家庭都就業」在各國都是最為有效,只有日本是「消除單親家庭的育兒懲罰」才能有效減輕貧困狀況。一半以上單親家庭陷入貧困是日本獨有的現象,也可說日本單親家庭面臨的貧困問題格外嚴重。
一連串的模擬結果顯示,日本政府與其讓沒有工作的家長去上班,更重要的是消除育兒家庭(尤其是單親家庭)遭遇的社會不利,建立公平的社會結構,但政府卻坐視不管。
單親媽媽努力工作,改善家中貧困的故事容易為人接受,大家聽了也想為她們打氣,但現實情況是努力工作仍舊無法改善生活,甚至還會惡化,根本不是輔導就業能有效改善貧困的「普通」國家。
日本單親家庭是窮忙族
日本這個工作無法改善貧困的奇特國家,從20年前開始採用更加逼迫單親家庭就業的工作福利政策。2002年發表「單親母親家庭等援助自立對策綱要」,以「輔導就業,提升自立」的標語,嚴格審查現金補助(實則調降補助金額)與強化輔導就業成為配套。
日本的貧困政策十分神奇,評鑑重視的是過程投入多少預算與人員,而非結果,例如職業介紹所介紹了多少工作件數、輔導件數是否增加等。過程當然很重要,但單親家庭所得與貧困率是否具體改善、相關益處和福利為何等結果並未受到重視。即使輔導件數增加,無法改善貧困便毫無意義。
日本解決貧困問題的做法,一向是將重心放在輔導就業與提升自立,明明貧困的根本原因與「是否就業」毫無相干。日本這種「工作還是很窮」、「越工作越窮」的現象也讓輿論越來越失焦,導致「不工作的人很狡猾」等言論滿天飛,這是所謂的「社會補助抨擊」。
這股抨擊風潮促使政府廢除母子津貼(民主黨執政時恢復);又因輿論批判生活補助津貼高於最低薪資,結果大幅調降給付金額。
利用就業的窮人,抨擊領取補助的無業者──這種輿論看在想要切割社會福利的政府眼裡,沒有比這更方便的理由了。畢竟不用做任何事,這些人就會互相憎恨,正巧可以用來隱蔽政府的不作為。
儘管領取補助的人比起有工作的窮人生活好一點,但抨擊領取的人且減少給付金額,無法解決窮忙族的困境,不過是雙方一同陷入泥沼,無法動彈。
*本文摘自遠流出版《當育兒變成一種「懲罰」?》
《當育兒變成一種「懲罰」?:如何改變這個不婚不生,生了還被冷漠對待的社會?》
作者:末富芳(Suetomi Kaori)、櫻井啟太(Sakurai Keita)
譯者:陳令嫻
出版社:遠流
出版日期:2024/10/30
作者簡介
末富芳(Suetomi Kaori)
1974年出生於山口縣,京都大學教育學院學士,京都大學研究所教育學研究科博士課程學分修畢,神戶大學研究所博士。前福岡教育大學副教授,目前擔任日本大學文理學院教授。研究領域為教育行政學與教育財政學。參與日本內閣府兒童貧困對策學者專家會議,曾任文部科學省中央教育審議會委員。主要著作包括《教育費的政治經濟學》(勁草書房)等。
櫻井啟太(Sakurai Keita)
1984年出生於大阪府。大阪市立大學研究所創造都市研究科博士課程學分修畢,取得創造都市博士學位。曾任堺市公務員與名古屋市立大學副教授,目前擔任立命館大學產業社會學院副教授。研究領域為貧困問題與生活補助。主要著作包括《探討「自立支援」的社會救助》(法律文化社)等。
責任編輯:倪旻勤
核稿編輯:陳瑋鴻